寧波江東區：架起溝通“高速橋” 化解群眾“心里堵”

今年以來，寧波江東區以教育實踐活動為契機，組織開展了“群眾約談、干部解難”活動，通過制度設計建立長效機制，賦予社區（股份經濟合作社）約談區四套班子領導和區管黨政正職的權利，變群眾被動約談為主動約談，變干部“單向約談”為干部群眾“雙向約談”，有效暢通了群眾利益表達和解決渠道，切實解決了群眾關心的難點熱點問題，有效拉近了黨群距離、密切了干群聯系。相關做法被省組部《組工情況》（領導參閱）、《浙江日報》刊載，先后3次被《寧波日報》頭版刊載。

一、背景起因

群眾約談領導制度，源自一位居民的“發難”。

李德華是江東區劃船社區業委會主任，去年“菲特”臺風造成小區嚴重積水令他印象深刻。今年4月，他打電話到江東區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辦公室，希望就小區低洼地排澇改造一事“約談”區委書記。

接到電話的同志把這一情況反映給區委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辦公室領導后，活動辦領導陷入了沉思，“以往只有干部約談群眾，人大代表約談政府部門領導，為什么不能有普通群眾約談領導呢？貫徹落實群眾路線，就是要建立暢通的干部直接聯系群眾機制。讓群眾可以約談領導，不失為進一步密切聯系群眾的好辦法！”

“好！”區委書記胡軍聽了匯報后，毫不猶豫地表示贊同，并結合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要求區四套班子領導和區直屬單位黨政正職帶頭深入社區接受群眾約談，接地氣、聽意見、解難題，積極回應群眾期盼，并把這項活動主題確定為“群眾約談，干部解難”。

二、主要做法

（一）突出科學性，拓展約談內涵，變居民“被動接受”為“主動點題”。突破常規運用“反彈琵琶”思路，創新領導與群眾互動模式，通過“我約你”到“你約我”、“你上來”到“我下去”的轉換，消除群眾眼中“領導高高在上的距離感”。一是在約談主體上突出群眾主動約談。改變過去自上而下的約談“套路”，把約談的主動權交給基層群眾，面向全區發出《致全區居民群眾的一封信》，明確約談主體主要是社區和股份經濟合作社，居民群眾10人以上也可以聯名提出申請，約談對象為區四套班子領導和區管黨政正職。二是在約談內容上強化問題導向。本著開門納諫、讓居民群眾暢所欲言的導向，明確對黨委政府工作的意見建議，有關干部作風和效能建設的問題，有關本社區建設的問題，以及其他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4方面約談內容（事關涉法涉訪的約談要求不包括在內），方便干部從群眾中獲取原汁原味的社情民意。三是在約談方式上注重雙向互動。約談主體通過既定程序可根據需要約談任何領導，被約談領導可采取請上來談、上門約談、集體約談、單獨約談、“聯合約談”（即由被約談領導和相關部門負責同志聯合開展約談）等多種形式進行，提高約談的互動性、靈活性和便捷性。

（二）突出規范性，嚴格約談程序，變群眾“憋在心里”為領導“放到心上”。設計嚴格的約談流程，明確辦理期限，確保約談的效率和質量。一是社區提出。社區作為約談主體，運用各種形式廣泛收集群眾意見建議，扮演好民情民意的“收集站”、“加工廠”和“傳遞員”作用。活動開展以來，全區74個社區累計召開“物居懇談會”、“小巷公議會”等各類意見征集會400余個，收集到各類問題850余個、意見建議150余條。在此基礎上，各社區結合平時了解掌握的情況，匯總梳理約談申請，一事一案填寫《群眾約談登記申報表》，并上報街道。二是街道審核。街道對社區上報的約談申請進行匯總，領導小組負責初審，對于街道層面能夠解決的，馬上解決；解決不了的，集體研究擬上報的約談申請。三是受理交辦。區層面成立由區委組織部、正風肅紀工作小組負責人和區委區府辦督查工作負責人組成的專門工作小組，負責受理審核工作。約談申請原則上一月一審，特殊約談事項隨時受理。對經專門工作小組研究確定的約談申請，填制《群眾約談交辦通知單》，3個工作日內交被約談領導；不作受理的，視情作一般來信處理，并做好反饋工作。四是接受約談。被約談領導在5個工作日內與約談主體商定約談時間、地點和形式，或根據需要指定分管（聯系）領導或職能部門黨政正職接受約談，遇特殊情況需要延期的，作出說明。約談過程中，被約談領導認真做好記錄，約談情況記入《群眾約談情況登記表》。截止日前，全區74個社區共上報約談申請193個，經專門工作小組集中會審，交付區四套班子領導辦理32個、區管黨政正職辦理161個。

（三）突出實效性，強化問題解決，變“最后一公里”為“聯系零距離”。堅持“議而有決，說到做到”，務求約談申請“事事有落實、件件有回音”。一是現場解決。被約談領導對約談主體反映的問題，能夠解決的馬上解決、決不拖延。如劃船社區居民李德華就“劃船社區低洼地排澇改造工作”，對我進行了約談，我當場與城管等部門商定解決方案，現在中塘河河堤加高正在施工，電表箱抬高已完成。東海花園社區居民就“基層衛生服務”問題，對區委副書記、區長孫黎明進行了約談，孫黎明同志現場進行了辦公處理。二是交辦解決。對于一時解決不了的約談事項，協調相關部門承辦解決。承辦主體根據要求專題研究辦理方案，明確責任人、完成時限。約談事項辦理結束后，承辦主體填寫《群眾約談事項辦理情況反饋表》，交被約談領導審核同意后，向約談主體反饋。如區人大常委會主任于海平接受東柳坊社區居民關于物業管理問題的約談和區政協主席陳勤儉接受黃鸝社區居民關于配電箱改造問題的約談后，分別責成區住建局和區經信局進行了跟蹤解決。三是督辦解決。區委區政府督查工作專門機構負責對約談事項辦理情況進行跟蹤了解和督促檢查，不定期以適當形式在全區進行通報，對辦理情況好的實行銷號，對承辦約談事項不力、敷衍塞責的單位和個人予以批評，情節嚴重的追究承辦主體主要負責人責任。目前，涉及低洼地整治、變電箱改造、河道清淤、僵尸車清理等193個約談申請大部分得到實施，群眾長期堵在心頭的問題得以化解。

三、初步成效

（一）進一步暢通了群眾利益訴求表達渠道。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方式，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如何暢通群眾利益訴求表達渠道，就成為各地探索的重點和難點。江東區在制度設計和操作過程中，本著開門納諫、讓居民群眾暢所欲言的導向，注重突出群眾的主體地位，把約談的主動權交給基層群眾，群眾有建議、有看法、有抱怨，只要10人以上居民聯名點題，就可以約談有關職能部門的干部，甚至是區領導，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黨員群眾的黨員群眾榮譽感和主人翁意識，增強了他們參與轄區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

（二）極大地提高了政府工作針對性、實效性。政府作為公權力的代表，提供的服務具有普適性，然而居民的訴求具有特殊性，如何做到有效對接，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江東區通過開展“群眾約談、干部解難”活動，黨員群眾能及時便捷地反映配電箱改造、社區物業管理、小區“僵尸車”問題、“買菜難”問題等一些“心里堵”問題。從典型問題到共性問題，從細節問題到全局問題，從當前急迫問題到事關長遠問題，群眾的意見建議如同各種表證身體狀況的脈搏，區、街道、社區對癥下藥，針對性解決服務中的“短板”。截至目前，74個社區的193個約談申請大部分得到實施，群眾長期堵在心頭的問題得以化解。

（三）有效拉近了黨群距離、密切了干群聯系。當前，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黨員干部逐漸有意無意地疏離了人民群眾，人民群眾也自覺不自覺地疏離了執政黨，黨群、干群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了一種雙重疏離狀態，脫離群眾的危險更加尖銳地呈現在全黨面前，成為了我黨在新時期面臨的巨大挑戰。群眾利益無小事，推行群眾約談領導制度，讓黨員群眾敢于說出心里話，主動講出鬧心事，積極提出金點子。這種接地氣的形式，無形中拉近了黨群距離，增加了居民群眾對領導干部的親近感、信任感。

四、分析評價

通過賦予黨員群眾約談領導的權利，有效提升了黨員群眾榮譽感和主人翁意識，增強了他們參與社區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完善了基層社會治理模式。變群眾被動約談為主動約談，變領導單向約談為領導與群眾“雙向約談”，讓群眾大膽提意見。政府根據這些意見建議去做，針對性更強，更能使群眾滿意。專家高度評價這項制度是干群關系上的一個突破，政府管理上的一次改革，還是黨的為民服務宗旨的一次回歸。